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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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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浅谈加强中国传统音乐保护,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音乐文化.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保存至今,并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成为一座传统音乐文化的宝库。历代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我国音乐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大文化集合。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空前严峻,连连遭受重大损失。内外战乱、强敌入侵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使得人们学习、接收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遇到了无数巨大的新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由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平等相处和交往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有一种以强势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主宰世界的趋势,使得部分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已经濒临。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生存空间,在2001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年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化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因此,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文化遗产。成为时代赋予世界各国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既有同步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任何以牺牲文化建设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在中华文化已有的各种传承方式中,努力建立一种严格意义的“原样保存”模式,不仅仅是借用今天的录音、录像、书籍记录等现代化保存手段,记录下传统的“此刻”状态,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自内心对传统的尊重和珍惜。为当代及后代负责的态度,以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尽可能地将传统原样保存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遗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任何轻言“创新”都是很危险的.只把传统看成“创新”的垫脚石.更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指出,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永远起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不可代替的“典范作用”。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喜讯捷传。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蒙古长调民歌(与蒙古国共同申报)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先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之余,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人们传统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化选择多元的冲击,部分传统音乐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使在风雨飘零中的传统音乐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
近年.国家针对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象,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及总体目标,大大推动了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有史以来,官方大规模地保护传统文化正深入发展。
此后,部分专家认为“申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也有这种想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借文化的招牌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文化遗产.将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如只通过“申遗”保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申遗”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在“申遗”这一棵树上“吊死”。
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人们最初是自发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的,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乐师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传承后继乏人,只要有人习之,他们便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也”。政府的帮扶有利于乐社的发展,但传统音乐始终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我们认为,政府的积极、正确引导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健康发展。乐师不仅要推动乐社发展.而且要自觉保护祖上留下的音乐文化,积极招纳、吸引新成员加入乐社,培养新会员和知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传统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
总之.处于自发状态下的传统音乐人.不但要自醒,而且要自觉保护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珍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子孙负责.尽可能将这份遗产“原样”传承下去。
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传统音乐.虽然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浪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河北省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是隐存于内部的危机,都从未令它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善于利用各种变体巧妙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E2]河北省高碑店市虽紧邻京郊,尤其是部分大型企业人住该市后,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但城郊的虎贲峄南乐会依然茁壮成长。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民间乐社遍地开花,尤其在广州,以及广州附近的番禺、佛山、中山等地较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番禺区有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60个”,它们依然活跃在民问社区。因此说,中国传统音乐依旧前景光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并非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消亡。
然而,在部分地区,民间乐社不能正常参与活动,甚至有些乐社已经陷人瘫痪的境地,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在1993年至1996年采访的冀中地区55家乐社中有8家乐社已经瘫痪,占总数的15%,相当于有1/7的民间传统乐社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更多的传统乐社不能正常活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加强保护处于困境中的民间乐社和那些承载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乐师。冯骥才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一分钟都有遗产在消失.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产,全靠实物和传人,实物、传人一旦消失,这些遗产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
当前,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之下,各地政府应该提倡和积极引导,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正确合理地开发中国蕴藏的乡土文化资源,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无疑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保护古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到来之时.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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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各家涉及主张很多,也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研究史料。“贤能”即具有才能的贤德之人,“贤能”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才理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民对于人才的定义有过种种不同的界定,这些认识反映着人才观念的历史演进。从原始社会的大同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下为公到中国梦,在任职用人问题上,“选贤与能”的问题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关键问题。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论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1)人才定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古往今来,但凡有所建树的英雄人物,无不在用人方面留下了千百年来仍为人所称颂的佳话,而这些人之所以千古流芳,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唯才是举”,最终能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从管仲到萧何,从诸葛亮到曾国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贤能思想在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但凡开创一番丰功伟绩的贤君明主,无不重视人才问题。《诗经·大雅·文王》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先秦诸子百家则使得贤能思想更趋于成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提出“治国安家, 得人也。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将国家的安定与兴亡直接与人才的得失以及人才的任用联系起来。战国时,堪称贤能思想集大成者的墨子指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将人才的多少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吕氏春秋·知度》曰: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将贤良之才看作是成就王者霸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唐太宗李世民全面研究前人的人才理论与思想,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也是当时对于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了。通过对康熙皇帝总结人才问题时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统治安稳、国泰民安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意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分,必偃”德行能渲染他人,产生辐射效应,教化诱化民众,而且有才就能寻得一官半职,为统治者服务。德才兼备才能使人才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古代入仕是最好体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社会生活资料,更多的是可以满足多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光宗耀祖的虚荣心需求。李世民曾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勤,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可见,用什么样人,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马虎不得。要拿出合理的选人标准,慎重选用人才。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同时也将“德才兼备”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尚书·咸有一德》中说:“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认为君主选人任官,一定要同时具备贤德和才能两方面。孔子也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来指明选任官员要德才兼备。墨子在《尚贤上》篇更明确具体指出了贤者的三个标准:第一,要“厚乎德行”;第二,要“辩乎言谈”;第三,要“博乎道术。将”厚乎德行“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墨子对于人才的”德“是十分看重的。德为首要,对于辩才和道术的精通居次,要求德才兼备也。明朝刘斌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司马光曾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 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可见德与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德才兼备,德处首位、帅位,而才次之。
但是这个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来变化的。创业唯才,守成为德。曹操在为统一中国成就一代霸业时就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思想,而在掌握政权后连发三次求贤令,又要求“勿拒品行”。这说明在战乱时期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适时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变换用人的策略,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
古代封建的“亲亲”“尊尊”思想,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用,任人唯亲给社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历代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看重人才的选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才选用的原则: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又能就举之。”。强调人才选用要不计出身、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样貌等。孟子更是举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间,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荀子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贤能有才干的人,要不按等级次序、出身贵贱,毫不犹豫破格使用;对于疲沓无能的人,不要等待片刻立即撤换。
近代改革家和思想家龚自珍在面对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诸多陋习时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春秋名士晏子认为:“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人之大略也。”唐代陆贽就明确主张:“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扬起所长,避起所短。能识别贤士突出的才能,为己所用,为成就一代丰功伟业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写到:“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代奸雄曹操一生奉其为用人信条,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无不是忠实践行者。君主大胆无疑用人,贤士遇伯乐极力尽忠。而作为君主不但要礼待人才,还要能“置之三本”留住人才。“何为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予令”。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去选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在传统的人才思想中,领导者不仅重视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同样注重对人才的考察。
关于考察人才,古人做了很多尝试,也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和方法。比如姜尚提出的“八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 以观其辞; 二曰穷之以辞, 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间谋, 以观其诚; 四曰明白显问, 以观其德;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危, 以观其贞; 七曰告之以难, 以观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 , 则贤、不肖别矣。” “六守”之法:“六守者, 富之而观其无犯, 贵之而观其无骄, 付之而观其无转, 使之而观其无隐, 危之而观其无恐, 事之而观其无穷。”以考察人才在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所具备的素质。“凡论人, 通则观其所礼, 贵则观其所进, 富则观其所养 , 听则观其所行, 止则观其所好, 习则观其所言, 穷则观其所不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 喜之以验其守, 乐之以验其僻, 怒之以验其节, 惧之以验其特, 哀之以验其人, 苦之以验其志。”中提出要从通过“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
韩非子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对领导的用人之道进行说明,杰出的领导应该录用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让这些人去担任重要职务。法家的“循名责实”是根据下属的职务去追求其应有的功效与业绩,从而考核人才。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对于我国现代的人才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人才管理要不断创新方法,激励人才的潜力,使人才做出杰出的贡献。《慎子·威德》里有句“得助则成,释助则废。”是指通过众人的力量地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失去众人的帮助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询于众人”是一直在被沿用的察人之法,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个人的闻见总是有限的, 群众的评判往往能反映人才的真实素质。因此孟子强调“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白居易则主张“明主之选将帅也, 访于众,询于人。 若十人爱之, 必十人之将也, 百人悦之, 必百人之将也, 千人悦之, 必千人之将也, 万人伏之, 必万人之将也。”他们都把群众评议, 看作是“察才”的重要依据。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从定位到选任方法都较为全面成熟。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可以了解到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同时更能帮助我们在认识人才,发现人才,选用人才和考察人才,甚至于培养人才等方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夯实的理论依据,为培养出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人才理论打下基础,汲取精华,取其糟粕,一方面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制度,增强我国的人才竞争力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会对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们长远的繁荣与安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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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亦称“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西方价值哲学的历史沿革和主要派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价值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构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生活中的美丑与好坏问题就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哲学家多在美学和伦理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相对模糊,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不高。随着近代伦理学和美学的不断发展成熟,价值论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更为先进,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思路更为清晰明确,价值论已经初现端倪。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经验论知识为基础,就事实与价值的标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区分,他认为“是”与“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其本质风格也存在差异,同时在进行认知研究时,研究者无法根据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导后者。休谟的这种价值区分标准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的一致肯定。同时,康德在进行价值研究时,立足于二元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具体理论,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事实”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事实的知识属于经验世界范畴,而价值的知识则属于先验世界的范畴,同时价值的知识是出于先验的理性领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知识。而德国哲学家洛采继承了这种划分理论,并将其扩展至世界的划分当中,划分了世界的具体领域。他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以及价值的领域组成。
其中,普遍规律的领域又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即一些规律都是因果作用的产物;价值的领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体现的意义。在这三个构成领域当中,价值的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其他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其他两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价值领域实现其最终发展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将价值论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首位,这是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他直接影响了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价值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则起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新价值哲学。文德尔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立足具体的研究实际,逐步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论框架。它将传统伦理学、美学、哲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统一范畴,有利于价值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同时,价值哲学的产生也是哲学在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自救行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期的不稳定性和冲突性。在这一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已经逐渐解体,传统的启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被人们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推崇。
同时,伴随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瓦解,哲学研究变得杂乱无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无法有效明确。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需要优秀的哲学家去拯救。此外,哲学家在研究时,忽略了哲学本身的中心任务,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有效整顿哲学研究,保证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文德尔班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归类,它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其中,事实世界是科学研究和其他门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而价值世界则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其生机和活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学生李凯尔德在继承其哲学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将价值范畴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范畴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标志着价值哲学的创立与形成。
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不断发展成熟,各派哲学家立足于其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各派别虽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价值论,即主观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过程价值论。
其中,主观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美国的培里、奥地利的迈农、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詹姆斯等。他们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以主体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其研究必须符合主体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据其兴趣所在去理解和阐释价值的本质构成。
美国的培里是新实在哲学的代表者,他同样认可主观价值论观点,要求将价值或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研究。他还认为价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种本质表现与外在特征。在他看来,价值是兴趣的集中反映,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只要看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即可。一般地,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的兴趣,而无法引起人兴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价值。
杜威是实用主义价值论的代表,他认为价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对其直接定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价值定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就必然会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常常会将评价与定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价值的基本内涵,做到科学准确地定义,研究者必须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内在性质进行定义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实际效果,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体现。 萨特是存在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应该将价值与存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价值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认识即存在。他认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须不断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识存在。他的存在主义价值论是由人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在价值发展中的作用。
现象学的价值论是由胡塞尔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追求哲学科学性和绝对性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大陆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要求采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将更好地解决价值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舍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象学的价值论,他承认价值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将这种客观性提升到超验性层面上来,学说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痕迹。
西方价值论虽然就价值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科学详尽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价值论哲学的方方面面,但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价值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价值研究就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发展,后代研究者的研究也只是在先人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改造。对西方价值论研究而言,主观价值论一直是其主流发展趋势,他更强调对主体情感、兴趣、欲望的分析与研究。在王玉教授看来,西方的价值论实质上是对价值问题的自发性看法,缺乏有效整理和科学引导,他在其《百年价值哲学的反思》中提出“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崇拜自发性。
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缺乏远大的价值追求。”西方这种研究的自发性来源于其哲学研究的传统,它过分强调人在研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研究实际的重要性,没有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被人为地放大了,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进行价值观研究时,人的主体作用固然可以有效地推动研究活动的发展,但绝不是决定其研究结果的主因。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客观研究实际出发,严格遵守研究规则,减少人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国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研究成果,同时也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研究原则,保证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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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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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
威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 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
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
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典型司法案件汇编)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 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易于执行,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而不是盲目照搬,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 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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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内容特别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较多的文化形态,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今天构建多层企业文化的一个超大宝库。
外国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后,能较快融入我国文化体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与生存的土壤和与主宰生存土壤的传统文化作用上的相互性密切相关。首先,传统文化能为企业文化生存提供合适土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客观存在,浓郁传统文化的土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为企业文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企业文化发展可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必要的成分。在数千年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深刻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制约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像儒家提倡的“仁”等观念思想,对企业文化发展可以起到较大影响。再者,企业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载体。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丰富内容要有效的途径传承下去,需要较多的途径,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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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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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块瑰宝,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及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文章以同仁堂的企业文化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指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仍然有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为主体的、广义的、深层的文化,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传统作风、群体意识及整个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一种重要的经营资源,是企业的无形资本和灵魂,具有很大的渗透力和凝聚力,是维护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层次上看,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物质层文化,行为层文化,制度层文化,精神层文化。本文主要对企业的精神层文化加以论述。
日本是最早用企业文化来管理企业的国家。利用大和民族的文化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理念,因此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仅用了30多年的实践就成为了在经济上能与欧美相抗衡的大国。
而我国本土企业则更是在其企业文化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以同仁堂为例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必由天知”的自律意识。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
翻开同仁堂的历史,我们立刻可以感受到其浓厚的文化底蕴。
首先,其名称――同仁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古语有云:为仁者安天下、世事如棋局局新、仁者胜乃万古之理、仁者无敌等等。同仁堂以一个“仁”字无敌于中药行业,在百年历史变迁中永葆青春。可以说这以“仁”字就是同仁堂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以此为基础加以展开的。
其次,走进位于崇文门的同仁堂办公室,在其一层的同仁堂药店端端正正的挂着古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也是同仁堂深厚文化底蕴的表现之一。
同仁堂古训始于康熙四十五年同仁堂编纂的《乐氏世代相传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的“序言”中,几百年来,同仁堂人始终坚持贯彻执行。
这一古训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讲求诚信,只有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才能真正赢得顾客。诚信观念也是中国人一直所推崇的。诚信是中国传统企业的道德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经营原则。诚信的本意是真实无妄、重信守诺。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中国历来就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词语来反映诚信观念对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影响。诚信是一个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历史上晋商和徽商都是坚持诚信经营的典范,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精神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都不应该也不能牺牲诚信来获取暂时的利润。同仁堂的诚信经营理念为同仁堂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该古训已成为同仁堂人刻骨铭心的行为准则,将世代传承。
一、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
同仁堂的企业精神简称为“仁德”精神。上面谈到同仁堂的名称是就讲到,一个“仁”字体现了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修仁德自然成为同仁堂人的必修课。“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仁者爱人”、“求人得仁”讲的是一种人的内在的价值观念,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真理正义,同时以博大的胸怀来爱护民众也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而为了达到其中“仁”的境界就必须“修”,而且是内外兼修。同修仁德,对内就要修身养性;对外就要报效国家,“杀身成仁”。同仁堂的仁德精神就是要求同仁堂人做到内外兼修,做人要正直诚信,而作为一个企业就更加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多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历代同仁堂人始终以“济世”“养生”为己任,对待求医购药的八方来客一视同仁,坚持以爱国爱人之心,仁药仁术之本,取信于民,造福人类。
“精神”是一个企业行动的指南,而同仁堂人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精神为自己行动的最高标准,时时牢记“医者父母心”,以病人的利益为自己的行为向导,做最好的药,力求把中华民族“中医”理论的精华全部融合在同仁堂国药之中,为弘扬中国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仁堂“济世”的精神也被历代同仁堂继任者牢记并始终贯彻始终。“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同仁堂始终关注人类健康,关注病人生命。同仁堂成立至今,时刻牢记要为社会做贡献。早在成立之初,每当京师会考,同仁堂向应试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而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能够勉强糊口,夏天则会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直到今时今日同仁堂依然牢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会从企业利润中取出部分用于慈善事业。同仁堂以这种贡献精神在社会上树立起了一个“仁德”的形象。
二、自主创新的企业使命
同仁堂“以弘扬中华医药文化、领导绿色医药潮流、提高人类生命与生活质量”为企业使命。
同仁堂具有强烈的弘扬中华医药文化的使命感,同时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力求与国际接轨,开拓绿色医药的新潮流。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仁堂人把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同仁堂在继承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创新,致力于新的绿色产品的开发,着眼于是中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力求实现高科技与绿色医药的结盟。现在的同仁国药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融合着高科技,实现制药技术的现代化。如今的同仁堂不仅使中华儿女看到了中医传统的博大精深,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极大力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相信中医的疗效。相信中国的中医文化必将在同仁堂人手中更加发扬光大,对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同仁堂人不会固步自封,必将研制出更多更有效的中药产品,为人类的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企业价值观
同仁堂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企业使命,讲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以“义”为上的企业价值观再次反映了它的企业精神。强调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讲“义”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企业才能不断发展。任何一个企业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可以这样说“利”是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利润,那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与一个社会之中,这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如果为了获得利润而牺牲他人的利益,那这个企业可能会获得一时的繁荣,但必将不会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因此对一个企业来说就必须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所以同仁堂把“以义为上,义利共生”作为企业的经营哲学。所谓“以义为上,义利共生”就是要以义取利,不取无义之利;尤其是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坚持以义为上。坚信重义才能取信于市场,有了信誉才能赢利。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讲义气,任何事情都把义字放在首位。我们这里所讲的义,当然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哥们义气,而讲的是大义,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企业的信义和对社会的贡献。
同仁堂的历史就是谋求信义的历史,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就是信义二字凝结而成的;同仁堂的未来发展必须发扬重信厚义的传统,坚持产品高质量,不掺杂使假;坚持诚信经营,不求暴利;坚持以信用原则处理经济关系,不坑梦拐骗。同时自觉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以自身的义举,赢得更高的市场美誉度和顾客的信任。任何一个企业只有得到社会和消费者的认可,才可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顾客是上帝”永远是企业经营的金玉良言。
四、同心同德、仁术仁风的管理理念
这其实讲的是同仁堂的人才观,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同仁堂的全体员工。
同心同德,语出《尚书・泰誓》,意为同一心愿,同一行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对同仁堂而言,这目标就是要以精湛的医术,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来治病救人,济世养生,奉献社会。同仁堂管理者遵从这句名言,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发展的哲理。
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就是一切都不能离开人。在一个企业中,员工才是企业的主人,只有依靠员工的力量才能把企业发展壮大。
同心同德、仁术仁风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纽带,用它来凝聚全体员工的力量,使同仁堂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这个团体就集中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它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为了使全体员工能够到同心同德,同仁堂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观,积极培养人才。同仁堂从创业之初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现代化企业集团,始终与发挥人才的作用密不可分。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今,同仁堂都出现过许多既精通医药理论,又善于经营管理的专家型人才。如今的同仁堂更是为各方面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为人才提供公平竞争的舞台,制定和完善以人才为中心的各项政策待遇等等,总之是为了培养利用留住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今天的同仁堂吸引并且留住了许多人才于企业领导对人才的尊重,对员工的倚重分不开的。
上面以同仁堂为例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建设的一些影响,其实不仅是同仁堂,我国的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许多优秀的文化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有些思想观念已经陈腐过时,但只要条分缕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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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作为农业生产实践产物的农业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文化形式。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创了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农业文化。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都是在农业社会里形成的,无不带有农业文化的特征。在最近几年的文化讨论中,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个问题,在种种的文化热中,农业文化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同农业文化的地位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的。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缺少对农业文化的认识,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困难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广泛。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从书本中我了解到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又见证了古代农业文明在现在的深刻影响。下面我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以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同时孕育了华夏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后,随着历代统治者“重农固本”思想的推行,和农业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农业逐渐走向成熟。此后几千年内,农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工具、耕作制度、耕作方法等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所沿用。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显著标志。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前,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然后收取赋税。现在的土地制度也是国有制,国家将土地分给劳动者耕种。我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每家每户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否则就不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二者虽然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形式上却具有某些方面的相同点。虽然从06年开始我们国家已经废止了农业税,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古代土地制度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重农固本”思想一直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的,所以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直到现在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我们村里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回家。大家坐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有些年级较大的老人就会教育他们,在家陪着妻儿本本分分地种地多好,何必到处奔波呢?只要家里有地在就衣食不愁。也许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些80后、90后们看起来是顽固的,过时的,但在古代这确实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在现在社会里还深刻地影响着一部分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里,守着妻儿侍弄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很多人的梦想。由此可见,“重农固本”的思想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历史时期内它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中培育出了粟、稻、黍、稷、麦、桑、麻等多种农作物。其中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不同,北方主要以麦为主要农作物,南方主要以稻为主要农作物。从这一分布格局形成至今,其分布形式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点,这种特点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田间管理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铁犁牛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牛耕这种形式已经被动力更强,工作效率更高的机械所取代 。但铁犁却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用,并与现代科技完美地结合起来,使生产力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现在在贵州、云南等许多偏远的地区,机械化无法使用的地方,铁犁牛耕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仍然被沿用着,对于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农业与欧美国家的农业不同,欧美主要是粗放型农业,而中国主要以集约型为主。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农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耕种,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在这种背景下,精耕细作,进行有效的田间管理以提高来那个是产量先得十分重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们就懂得开沟排水,除草培土等田间护理方法。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的田间管理技术已日趋成熟,还发明了许多先进的灌溉设备,对于提高粮食产量具有积极作用。今天,我们的农业已经有了更加先进的设备进行灌溉,可以运用农药除草灭虫,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对传统农业技术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才推动了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传统农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经济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农耕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更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隋唐以后,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关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古代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农业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勤劳智慧的中国年先民们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概继承,一概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在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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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乃始作八卦,彖言乎象,爻言乎变。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颗对传统文化爱得深沉的心, 我选的是第一个题目,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落点在精髓二字,精髓的基本解释为精气真髓,比喻事物的精华部分,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解释,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吸收和沉淀,到现在糟粕其实已经很少,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灵魂,也即我们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
那么,灵魂在哪里?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有形和无形两个部分,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思想,而文化的灵魂则在于其无形的思想层面,换一个词,哲学。并不是我一人这么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文化的灵魂直接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还有后来传进来的佛家等等,这些在现代都被笼统地称为哲学。再论述到中国哲学的鼻祖,是哪里?可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西方的东西好像就是在不断地创新然后推翻前面的结论,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国家的文化就像金字塔一样,从上到下,不断增加;从古到今,不断扩充。而金字塔的顶端应该算哪里?
我想,当之无愧的当属《易经》,或名《周易》。可能至今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周易》更多的是一本卜筮之学,是迷信。但显然不是这样的。以其第一卦乾卦来说(也许没有背下来的必要,只是我背下来了,这里不管了),这一卦属于大吉的卦,好像其中的利见大人啊,无咎啊,吉啊等等讲的就是卜筮,你会遇到什么,你要怎样面对,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跟算命差不多;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它更多的讲的是安身立命出世处世的道理,比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句话就会被人拿来当座右铭或者拿来教训晚辈,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都讲的是象,系词里面说,圣人是: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乃始作八卦,彖言乎象,爻言乎变,所以六十四卦里面有很多关于象的描述也是暗含着处世之道。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之前有一些国学朗诵活动的普及就是很好啊,虽然说美国那些地方的教育是多么多么好,但我依旧认为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抓起的重点是要从小给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在的人有好有坏,为什么我们会有好坏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准绳的,如果什么时候这个准绳没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大家,一是环境所致,
二,还是环境所致,现在应该抓紧的还是精英教育,但是可惜上下不同体,社会太浮躁,但,大乱之世必有伟人出,也许是现在还不够乱,也许,伟人还在成长。
对于某位菇凉提的问题,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还在?用一句文言回答。我实在不知道你想要的答案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必然是以人为载体的,如果人都不在了,再牛掰的东西也只是个东西,没有了创始者赋予它灵魂,就只是死物,死物如何延续?不才认为这就应该归于中国医学的作用,没有中医都活不下来!当然,真相不是这么诡异耍流氓的,只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只有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因为代代人都有这样的抱负,灵魂不死,故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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